怎样看西南地区水泥产能过剩-bsport体育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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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27
■经济日报 中国建材报 联合调研组
●思辨篇
西南一行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出自一位已经全面停产的水泥厂老总之口,语气无奈到令人心酸:“西南以外的同行们都觉得西南地区的水泥企业日子最好过,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西南水泥行业日子过得苦呀……”
这家水泥厂在贵州遵义一带,当年取名“新双龙”,颇有豪情万丈之意,曾因第一个在遵义建成新型干法线而成为当地的模范,位居当地龙头企业若干年之久,风光一时。
而今,当我们来到厂区时,厂区依稀遗留着当年的风采,但却寂静无声,伴着乍暖还寒的阴冷天气,更显落寞。
“我们是产能过剩最大的受害者之一。”这是我们临别前,老总留给我们的话。
西南地区地势比较复杂,山区多,运输远没到四通八达的程度,而原本这些不利的条件,却被外省同行奉为是西南水泥发展的天时地利。
由于水泥的运输半径有限,因此西南山区天然形成的隔断,被看作是防止水泥企业大量入侵有效屏障,西南地区水泥产能过剩,也许不会像平原地区那样严重。
但现实却让绝大部分西南水泥企业经营者几乎要哭出来,一位身处四川广安的企业家斩钉截铁地说:“我想我们一定是全国水泥产能过剩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尤以川、贵、云三省为重。”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在产能过剩阴影的笼罩下,也不乏风平浪静的个别案例。对于产能过剩的理解,也有独辟蹊径的另解之道。
在云南,有一家上世纪30年代诞生的大型钢铁企业,名为“昆钢”,自2000年前后延伸出水泥板块以来,据他们自己说,水泥事业一直风生水起,即便在去年水泥行业整体低迷的日子里,他们1000万吨的年产量,也全部销售殆尽。
昆钢水泥负责人认为,西南地区的水泥产业并不存在绝对的产能过剩,这只是阶段性、结构性和区域性的相对问题。淘汰落后产能一部分通过政策的支持和政府的监管,更大的一部分则需要市场化竞争去淘汰。而无论是淘汰落后产能,还是实现节能减排,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用大型生产线等量取代小型生产线,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放眼全国水泥行业,“昆钢”的观点并不孤立,不少水泥行业的大企业家也在用更先进的大生产线去促使落后生产线的自然淘汰。
兼并重组,通过重组来抑制新建线的盲目性和加快落后生产线的淘汰力度,抑或异地建线,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两种势头似乎在各个区域都形成了对持的局面。
这其间,企业生存、政府业绩、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都像摆放天平两端的砝码,如何把持平衡?如何正确抉择?如何判断利弊?似乎都是摆在眼前的难解的思辨题。
丰富原料是经济推手还是过剩祸首?
贵州和云南的石灰石资源非常丰富,而这正是生产水泥最主要的原材料。生产水泥,也几乎成为贵州,尤其是某些偏远地区最大的经济支柱。
“这里工业配套不足,经济发展落后,区域环境又不好,但又不能不发展,政府要成绩,当地人要挣钱,唯一能找到的可用资源,也就只有石灰石,那就建水泥厂吧。有些地区,方圆50公里,就有好几家小水泥厂,而那些地方也不建高楼大厦,你说生产出来的水泥卖给谁呀?”贵州赛德水泥企业总经理金勇坤说得很激动。
如今,这些资格较老的水泥企业经营者们,谈起这期间的一桩桩故事,都是一副啼笑皆非又飘满忧愁甚至略带愤恨的复杂表情,道出的都是一肚子辛酸苦水。
据经营者讲述,目前,贵州地区很多石灰石矿山,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都被不同的水泥厂、不同的生产线占据,一座山几乎要被挖平了,却依旧阻止不了新建生产线的挺进脚步。
“当地的政府也很为难,多年前,有些贫困县依靠发展水泥的确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帮助摆脱了困境,但这个时间不长,当经济效益刚露萌芽,就瞬间坠入产能过剩的深渊。”金勇坤说。
近几年,贵州省政府及各地市政府也在寻求更多的可用资源发展当地经济,提升当地的gdp,比如旅游业、饮食业、林牧业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将当地人对石灰石的依赖尽量抽离出来,在多元化的领域内实现脱贫致富。
借助省会及省内大城市逐步向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逐步改造或新建低碳绿色建筑的脚步日益坚实,一方面可以带动全省多元发开发和发展的思路,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因大量挖掘石灰石矿山,又因挖掘不科学而造成的难于复垦的现状,尽可能地回复贵州原本山清水秀的自然风貌。
丰富的石灰石资源,究竟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天然优势,还是导致水泥产能过剩的罪魁祸首?无论是福根还是祸根,并不在于天然资源的本身。上天给了人类丰富的资源,如何合理地运用使之成为财富,都是我们的课题。
水泥企业要生存为主还是生态优先?
早在2000年之后,中国第一轮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开始在全国水泥企业普及的时候,云南省还几乎每个县至少会有一个立窑厂,年产在10至20万吨,似乎小日子过得还不错,而倘若新上一条日产2000吨的新型干法线,年产就在60万吨,突然间增加的水泥产量,在云南山多地少的县里,众多水泥老总感觉些许迷茫。
最关键的是,因为立窑的年产量小,大多水泥企业的原始积累并不丰厚,新型干法线的占地面积也远远大过立窑生产线,如果新上一条新型干法线,企业就要重新辟出新地,而云南山多地少,建新线的成本很高,这让当时经济条件相对落后、水泥需求量也并不饱和的企业老总感到了巨大压力。
于是,云南水泥企业都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想出一些对策。比如,批大上小,批一条日产2000吨的新型干法,暗地里只建日产1200至1500吨的新型干法,同时,立窑依旧保持着运转。
2009年之后,云南全省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外省的水泥大企业纷纷入滇,新型干法大生产线也开始在云南生根结果,并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显现出了大企业大生产线的威力,无形中令第一轮上了小型生产线的当地企业受到挤压。
这令本地企业家感到自己的新生产线太小了,于是又纷纷上报批线。此时,全国水泥产能过剩已现端倪,国家关于遏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38号文即将出台,上新线的批文也比过去更为严格审慎。
为了上大生产线,部分当地水泥企业经营者开始另想对策,结果就形成了批小上大的逆转局面,批一条日产3000吨的新线,实际建的却是日产4000吨的更大的生产线。
在“求大”的过程中,因云南复杂的地形,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又让更多偏远地区的水泥企业以此为由继续保留立窑,于是,当地很多城镇出现了大型新型干法线和早已被列入淘汰行列的立窑共存的现象。
“云南遍地青山绿水,但我们经常会看到一座青山上被铲平了一个角,要么就是一片壮观的梯田中间,像被剃秃了一样白花花一片,那是某些水泥厂铲平土地留着建新线。一位外省来的朋友看到青山绿水被黑压压的尘埃笼罩,他跟我说,要再这样下去,你们这里很快就有雾霾了。”云南省建材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师红语气痛心。
云南澄江华荣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文光曾用“蝴蝶效应”来比喻如今云南水泥企业的现状,因为云南省要发展旅游业,在2008年以后,开始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导致当地水泥企业一窝蜂上线,是造成今天产能严重过剩的原因之一。
“产能过剩之后,这些水泥企业又活不下去了,企业就要辞退员工,或者减发工资,员工因此幸福指数降低,消极怠工,企业破产,大量的当地百姓失去工作,于是,企业就开始想办法挣扎着活下去,因为没钱建新线,想法设法保留落后生产线,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文光说。
抛开水泥产能过剩所带来的一系列“蝴蝶效应”,但就云南省产业发展特色的一个侧面而言,对于旅游产业蒸蒸日上的云南省,水泥产业似乎与旅游产业形成对持的局面,为发展旅游业而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势必要增加大量水泥,水泥厂的大量兴建也成为一个阶段的需求。
但是,当大规模基建项目告一段落,水泥产能过剩便迅速突兀起来,却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那时候兴建的水泥厂和成百上千的员工,如今有可能面临破产和待业。通过什么方式既能关闭或淘汰当时兴建的小水泥厂,又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由此带来的社会隐患,是摆在当地政府和相关水泥行业人士面前最大的课题之一。
外来建线 如何开展优胜劣汰?
我们在去云南某水泥企业采访,一小时的路程,竟穿过了四五条隧道,而且有很多距离超长的隧道。师红告诉我们,云南全省道路都是这样的情况。
“云南是多山地带,山地面积占全省面积的94%左右,很多少数民族自治州所处地段,比如怒江一带的山地几乎占到98%以上,所以,云南的水泥用量要高于平原地区。比如同样修一条铁路,平原地区人均800公斤水泥已足够,而云南因为桥梁隧道多,可能就需要人均1200公斤水泥。但综合全省的情况,我们认为云南人均900公斤水泥是属于正常的范畴,超出了就意味着产能过剩了。”师红说。
而云南所需水泥量要多于平原地带的客观原因,也成为外来企业进军云南的重要凭证,外来大企业以此为由,将生产线深入云南腹地,且越建越大。
“云南水泥需求量多过平原,但水泥人均已经接近2吨了,已经和全国大部分产能过剩地区持平了,可是,还有很多人认为,云南是水泥需求大户。”师红说。
四川全省水泥产能过剩,大抵从2008年开始显现。2008年3月份前,四川在建和拟新建生产线已经达到83条,合计总产能达到9970万吨,而这在建或拟建的80多条线,大部分来自外省水泥企业。而汶川地震发生在当年5月,所谓“外来企业大举入川,是为了灾后重建的需求”的 说法并不属实。
回过头来看,即便没有地震灾害的出现,四川也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隐患,倘若那83条新建线如期投产的话,也已经足够满足灾后重建的任务。
汶川地震后,重建的任务急迫而宏大,而新建或拟建的项目尚不能完全投产,导致水泥供应量突然增长、供不应求是不争的事实,也让全国稍有实力的水泥企业都嗅出了其间的商机。于是,省内现有的水泥企业加大了生产线的投入,而外省水泥企业入川,更如狂风暴雨一般,纷纷跑来圈地建线。到2010年,四川灾后重建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但不少地方仍在以灾后重建为由,继续大肆兴建生产线,而淘汰落后产能的速度,远跟不上重建的速度。
当西南地区水泥企业纷纷将矛头指向外来侵入者时,一位在行业内非常著名的龙头企业之一的创始人则提出了他对水泥产能过剩的想法。
他曾在某水泥会议上表示,水泥产能过剩不是绝对性的,但淘汰落后产能,却是势在必行,这样不仅可以有效遏制产能过剩的相对局面,对于水泥行业在节能减排、创造绿色生态环境等更高层次的追求上,也是有利无害。
如何更快地淘汰落后产能?这位知名企业家是这样回答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市场化竞争去自然淘汰,优胜劣汰是市场化竞争产生的必然结果,所以,真正造成水泥产能过剩的原因,并不是所谓外来企业进军不同的区域,而是如何用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线,如何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为不同的区域水泥发展带来全新局面。
外来企业进入西南地区,究竟是不顾产能过剩强行上马,还是加快了水泥产业市场化发展的脚步?究竟是和当地企业同抢一杯羹,还是在公平的环境中优胜劣汰?究竟是更加剧了区域水泥发展的负担,加重了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力度,还是从本质上扭转了当地水泥从产能、技术、意识等都相对落后的局面?
或许这些问题,今天都还给不出准确的答案,但有一个问题却是当地企业和外来企业的共识: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淘汰落后产能,实现水泥行业节能减排,尽最大程度保护生态环境,都是水泥行业发展的未来。
政府监管 要业绩还要持续发展?
有这样一件事话在贵州水泥企业广为流传,据说某地区政府,了解到当地水泥产能过剩相当严重,于是默许部分水泥企业限量生产、遏制过剩产能。
于是,很多水泥企业由全年生产自行制定了停产时间表,可是,没过几个月,临近城镇的地方政府,白天听不到这里水泥窑运转的动静,晚上也看不到水泥厂余热发电亮起的灯光,城镇突然陷入一片寂静漆黑之中,于是便传言这片区域经济下滑,政府监管不力,没有作为。
这片区域的政府负责人听到传言,生怕因此而影响了政绩,立刻要求所有的水泥企业全部开工运转,那表面的辉煌瞬间又回来了,传言也就此消停了。
“可是,那只是表面的辉煌,可坑苦了这些水泥企业,要不停地生产水泥,价格都降到每吨200元以下了,还得咬着牙交税,你说满仓库的水泥,让他们怎么办?”一位遵义水泥企业老总一脸窘相。
西南很多水泥企业家曾发过这样的牢骚:地方政府官员更迭调任是常事,究竟是往上调还是朝下走,在任期间的业绩是一道标尺。而业绩的体现又往往是“短平快见成效”的短视行为,至于自己的所谓业绩,究竟会成为下一任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也只能留给下一任去自我品味了。
因此,大力兴建水泥生产线,利用水泥招商引资、扩建增产,让自己所管辖的县市看上去一派红火,也就成为“短视业绩”的绝好体现。
水泥产能过剩已经到了崩溃的境地,任何一位在职的地方政府官员都不可能更不应该蒙在鼓里。
而作为当地的父母官,既要推动一个产业可持续发展,地区生态环境尽量不遭到破坏,又要防止企业倒闭而可能存在的社会隐患,还要保持在任期间所管辖区的gdp增长,尤其是身处贫困边远县区的地方政府,该如何作为?如何决断?正如西南某水泥协会会长从牙缝里蹦出来的几个字:“他们也难。”
“每个区域发展的状况不同,不能要求短时间内,所有的落后产能一刀切全部消失,也不能阻止所有的生产线停止新建,从根本上淘汰落后产能,遏制产能过剩,需要一个也许很漫长的过程。”师红说,从目前云南省水泥行业的发展来看,地方政府只要能做到严格执行国务院早已下发的38号文,继续加大监管和审批力度,省内的水泥产能过剩,就不会进一步恶化。
区域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提升,的确是每个区域县市政府呈现业绩的重要杠杆,但是如果今天的发展会成为明天的牵绊,那些急功近利的个人业绩,势必会成为超负荷的社会包袱。
那么,对“业绩”的评定和审度,或许从根上就要有所变化。
(调研组成员:丁士、崔书文、孟宪江、刘媛媛、祝君壁、刘瑾、林火灿、袁环、王怡洁;本文执笔:刘媛媛)
怎样看西南地区水泥产能过剩?
放眼全国水泥行业,“昆钢”的观点并不孤立,不少水泥行业的大企业家也在用更先进的大生产线去促使落后生产线的自然淘汰。
兼并重组,通过重组来抑制新建线的盲目性和加快落后生产线的淘汰力度,抑或异地建线,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两种势头似乎在各个区域都形成了对持的局面。
这其间,企业生存、政府业绩、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都像摆放天平两端的砝码,如何把持平衡?如何正确抉择?如何判断利弊?似乎都是摆在眼前的难解的思辨题。
丰富原料是经济推手还是过剩祸首?
贵州和云南的石灰石资源非常丰富,而这正是生产水泥最主要的原材料。生产水泥,也几乎成为贵州,尤其是某些偏远地区最大的经济支柱。
“这里工业配套不足,经济发展落后,区域环境又不好,但又不能不发展,政府要成绩,当地人要挣钱,唯一能找到的可用资源,也就只有石灰石,那就建水泥厂吧。有些地区,方圆50公里,就有好几家小水泥厂,而那些地方也不建高楼大厦,你说生产出来的水泥卖给谁呀?”贵州赛德水泥企业总经理金勇坤说得很激动。
如今,这些资格较老的水泥企业经营者们,谈起这期间的一桩桩故事,都是一副啼笑皆非又飘满忧愁甚至略带愤恨的复杂表情,道出的都是一肚子辛酸苦水。
据经营者讲述,目前,贵州地区很多石灰石矿山,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都被不同的水泥厂、不同的生产线占据,一座山几乎要被挖平了,却依旧阻止不了新建生产线的挺进脚步。
“当地的政府也很为难,多年前,有些贫困县依靠发展水泥的确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帮助摆脱了困境,但这个时间不长,当经济效益刚露萌芽,就瞬间坠入产能过剩的深渊。”金勇坤说。
近几年,贵州省政府及各地市政府也在寻求更多的可用资源发展当地经济,提升当地的gdp,比如旅游业、饮食业、林牧业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将当地人对石灰石的依赖尽量抽离出来,在多元化的领域内实现脱贫致富。
借助省会及省内大城市逐步向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逐步改造或新建低碳绿色建筑的脚步日益坚实,一方面可以带动全省多元开发和发展的思路,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因大量挖掘石灰石矿山,又因挖掘不科学而造成的难于复垦的现状,尽可能地回复贵州原本山清水秀的自然风貌。
丰富的石灰石资源,究竟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天然优势,还是导致水泥产能过剩的罪魁祸首?无论是福根还是祸根,并不在于天然资源的本身。上天给了人类丰富的资源,如何合理地运用使之成为财富,都是我们的课题。
水泥企业要生存为主还是生态优先?
早在2000年之后,中国第一轮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开始在全国水泥企业普及的时候,云南省还几乎每个县至少会有一个立窑厂,年产在10至20万吨,似乎小日子过得还不错,而倘若新上一条日产2000吨的新型干法线,年产就在60万吨,突然间增加的水泥产量,在云南山多地少的县里,众多水泥老总感觉些许迷茫。
最关键的是,因为立窑的年产量小,大多水泥企业的原始积累并不丰厚,新型干法线的占地面积也远远大过立窑生产线,如果新上一条新型干法线,企业就要重新辟出新地,而云南山多地少,建新线的成本很高,这让当时经济条件相对落后、水泥需求量也并不饱和的企业老总感到了巨大压力。
于是,云南水泥企业都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想出一些对策。比如,批大上小,批一条日产2000吨的新型干法,暗地里只建日产1200至1500吨的新型干法,同时,立窑依旧保持着运转。
2009年之后,云南全省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外省的水泥大企业纷纷入滇,新型干法大生产线也开始在云南生根结果,并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显现出了大企业大生产线的威力,无形中令第一轮上了小型生产线的当地企业受到挤压。
这令本地企业家感到自己的新生产线太小了,于是又纷纷上报批线。此时,全国水泥产能过剩已现端倪,国家关于遏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38号文即将出台,上新线的批文也比过去更为严格审慎。
为了上大生产线,部分当地水泥企业经营者开始另想对策,结果就形成了批小上大的逆转局面,批一条日产3000吨的新线,实际建的却是日产4000吨的更大的生产线。
在“求大”的过程中,因云南复杂的地形,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又让更多偏远地区的水泥企业以此为由继续保留立窑,于是,当地很多城镇出现了大型新型干法线和早已被列入淘汰行列的立窑共存的现象。
“云南遍地青山绿水,但我们经常会看到一座青山上被铲平了一个角,要么就是一片壮观的梯田中间,像被剃秃了一样白花花一片,那是某些水泥厂铲平土地留着建新线。一位外省来的朋友看到青山绿水被黑压压的尘埃笼罩,他跟我说,要再这样下去,你们这里很快就有雾霾了。”云南省建材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师红语气痛心。
云南澄江华荣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文光曾用“蝴蝶效应”来比喻如今云南水泥企业的现状,因为云南省要发展旅游业,在2008年以后,开始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导致当地水泥企业一窝蜂上线,是造成今天产能严重过剩的原因之一。
“产能过剩之后,这些水泥企业又活不下去了,企业就要辞退员工,或者减发工资,员工因此幸福指数降低,消极怠工,企业破产,大量的当地百姓失去工作,于是,企业就开始想办法挣扎着活下去,因为没钱建新线,想法设法保留落后生产线,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文光说。
抛开水泥产能过剩所带来的一系列“蝴蝶效应”,但就云南省产业发展特色的一个侧面而言,对于旅游产业蒸蒸日上的云南省,水泥产业似乎与旅游产业形成对持的局面,为发展旅游业而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势必要增加大量水泥,水泥厂的大量兴建也成为一个阶段的需求。
但是,当大规模基建项目告一段落,水泥产能过剩便迅速突兀起来,却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那时候兴建的水泥厂和成百上千的员工,如今有可能面临破产和待业。通过什么方式既能关闭或淘汰当时兴建的小水泥厂,又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由此带来的社会隐患,是摆在当地政府和相关水泥行业人士面前最大的课题之一。
外来建线 如何开展优胜劣汰?
我们在去云南某水泥企业采访,一小时的路程,竟穿过了四五条隧道,而且有很多距离超长的隧道。师红告诉我们,云南全省道路都是这样的情况。
“云南是多山地带,山地面积占全省面积的94%左右,很多少数民族自治州所处地段,比如怒江一带的山地几乎占到98%以上,所以,云南的水泥用量要高于平原地区。比如同样修一条铁路,平原地区人均800公斤水泥已足够,而云南因为桥梁隧道多,可能就需要人均1200公斤水泥。但综合全省的情况,我们认为云南人均900公斤水泥是属于正常的范畴,超出了就意味着产能过剩了。”师红说。
而云南所需水泥量要多于平原地带的客观原因,也成为外来企业进军云南的重要凭证,外来大企业以此为由,将生产线深入云南腹地,且越建越大。
“云南水泥需求量多过平原,但水泥人均已经接近2吨了,已经和全国大部分产能过剩地区持平了,可是,还有很多人认为,云南是水泥需求大户。”师红说。
四川全省水泥产能过剩,大抵从2008年开始显现。2008年3月份前,四川在建和拟新建生产线已经达到83条,合计总产能达到9970万吨,而这在建或拟建的80多条线,大部分来自外省水泥企业。而汶川地震发生在当年5月,所谓“外来企业大举入川,是为了灾后重建的需求”的说法并不属实。
回过头来看,即便没有地震灾害的出现,四川也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隐患,倘若那83条新建线如期投产的话,也已经足够满足灾后重建的任务。
汶川地震后,重建的任务急迫而宏大,而新建或拟建的项目尚不能完全投产,导致水泥供应量突然增长、供不应求是不争的事实,也让全国稍有实力的水泥企业都嗅出了其间的商机。于是,省内现有的水泥企业加大了生产线的投入,而外省水泥企业入川,更如狂风暴雨一般,纷纷跑来圈地建线。到2010年,四川灾后重建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但不少地方仍在以灾后重建为由,继续大肆兴建生产线,而淘汰落后产能的速度,远跟不上重建的速度。
当西南地区水泥企业纷纷将矛头指向外来侵入者时,一位在行业内非常著名的龙头企业之一的创始人则提出了他对水泥产能过剩的想法。
他曾在某水泥会议上表示,水泥产能过剩不是绝对性的,但淘汰落后产能,却是势在必行,这样不仅可以有效遏制产能过剩的相对局面,对于水泥行业在节能减排、创造绿色生态环境等更高层次的追求上,也是有利无害。
如何更快地淘汰落后产能?这位知名企业家是这样回答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市场化竞争去自然淘汰,优胜劣汰是市场化竞争产生的必然结果,所以,真正造成水泥产能过剩的原因,并不是所谓外来企业进军不同的区域,而是如何用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线,如何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为不同的区域水泥发展带来全新局面。
外来企业进入西南地区,究竟是不顾产能过剩强行上马,还是加快了水泥产业市场化发展的脚步?究竟是和当地企业同抢一杯羹,还是在公平的环境中优胜劣汰?究竟是更加剧了区域水泥发展的负担,加重了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力度,还是从本质上扭转了当地水泥从产能、技术、意识等都相对落后的局面?
或许这些问题,今天都还给不出准确的答案,但有一个问题却是当地企业和外来企业的共识: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淘汰落后产能,实现水泥行业节能减排,尽最大程度保护生态环境,都是水泥行业发展的未来。
政府监管 要业绩还要持续发展?
有这样一件事在贵州水泥企业广为流传,据说某地区政府,了解到当地水泥产能过剩相当严重,于是默许部分水泥企业限量生产、遏制过剩产能。
于是,很多水泥企业由全年生产自行制定了停产时间表,可是,没过几个月,临近城镇的地方政府,白天听不到这里水泥窑运转的动静,晚上也看不到水泥厂余热发电亮起的灯光,城镇突然陷入一片寂静漆黑之中,于是便传言这片区域经济下滑,政府监管不力,没有作为。
这片区域的政府负责人听到传言,生怕因此而影响了政绩,立刻要求所有的水泥企业全部开工运转,那表面的辉煌瞬间又回来了,传言也就此消停了。
“可是,那只是表面的辉煌,可坑苦了这些水泥企业,要不停地生产水泥,价格都降到每吨200元以下了,还得咬着牙交税,你说满仓库的水泥,让他们怎么办?”一位遵义水泥企业老总一脸窘相。
西南很多水泥企业家曾发过这样的牢骚:地方政府官员更迭调任是常事,究竟是往上调还是朝下走,在任期间的业绩是一道标尺。而业绩的体现又往往是“短平快见成效”的短视行为,至于自己的所谓业绩,究竟会成为下一任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也只能留给下一任去自我品味了。
因此,大力兴建水泥生产线,利用水泥招商引资、扩建增产,让自己所管辖的县市看上去一派红火,也就成为“短视业绩”的绝好体现。
水泥产能过剩已经到了崩溃的境地,任何一位在职的地方政府官员都不可能更不应该蒙在鼓里。
而作为当地的父母官,既要推动一个产业可持续发展,地区生态环境尽量不遭到破坏,又要防止企业倒闭而可能存在的社会隐患,还要保持在任期间所管辖区的gdp增长,尤其是身处贫困边远县区的地方政府,该如何作为?如何决断?正如西南某水泥协会会长从牙缝里蹦出来的几个字:“他们也难。”
“每个区域发展的状况不同,不能要求短时间内,所有的落后产能一刀切全部消失,也不能阻止所有的生产线停止新建,从根本上淘汰落后产能,遏制产能过剩,需要一个也许很漫长的过程。”师红说,从目前云南省水泥行业的发展来看,地方政府只要能做到严格执行国务院早已下发的38号文,继续加大监管和审批力度,省内的水泥产能过剩,就不会进一步恶化。
区域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提升,的确是每个区域县市政府呈现业绩的重要杠杆,但是如果今天的发展会成为明天的牵绊,那些急功近利的个人业绩,势必会成为超负荷的社会包袱。
那么,对“业绩”的评定和审度,或许从根上就要有所变化。
(本文执笔:刘媛媛 摄影:王怡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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